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山河故人

在去年《山河故人》入圍多項金馬獎,那時候我就很想看了,最近終於看了!賈樟柯擅於拍攝社會變遷下小人物的故事,常常覺得他已經探討的差不多了,還有什麼新題材可以拍?但是山河故人卻依然讓我驚艷,時代變遷通常討論的是從以前到現在的時代,但是山河故人呈現三個時空:過去(1999),現代(2014),未來(2025),從變遷的脈絡中預測未來的景況。

在1999的時空,主要是在說沈濤梁子張晉生之間的感情故事。一開始是一群年輕人(包含沈濤、梁子、張晉生)在跳舞,配樂是寵物店男孩的 go west , 當時瀰漫著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喜悅氣氛,在春節傳統民俗表演上,沈濤唱了傘頭秧歌:「家住汾陽龍門地,表裡山河留美譽,文峰塔上升紫氣,邁步走向新世紀。」可以看到對家鄉的驕傲及對新時代的想望。


生意成功的張晉生買了一台車給沈濤和梁子看,他笑著說:「咱要走進新時代了!」三個人看著這台車開心的想像要去哪裡玩,這時後面的人正在排練傳統民俗表演,畫面形成一個對比,他們背對傳統面向象徵新時代的車子,似乎也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價值觀逐漸轉變。


他們三人開著新車到黃河邊玩,沈濤練習開車不小心撞到了黃河的石牌,梁子跑來問沈濤:「沒事吧?」沈濤:「沒事,這車是德國技術。」梁子回說:「可是你是中國身體啊。」德國技術很新很好,但誰在乎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中國身體呢?


黃河在這部電影出現過三次,它在這個變遷的的環境當中象徵一種不變的意象,雖然人事已非,但大河依舊湧流。


1999年,故人在此,山河依舊。

沈濤和晉生的兒子張到樂出生即是1999年的結尾,這時候電影名稱"山河故人"才顯現(一般電影都是在片頭就直接放出電影名稱),山河故人四個字這時候出現似乎告訴我們1999年的故事已經是陳年往事,這樣的提醒讓我們比較容易進入到2014的時空。


導演也利用一個拿著關刀的年輕人的成長象徵時間的進行,左邊是在1999年的時候,右邊是在2014年,可以看到這個男孩長大了,證明時代往後移動了,這兩個畫面分別沒有停留太久,這個男孩也不是一個角色,應該是一種象徵性的作用。


在2014的時空,沈濤和晉生離婚了,沈濤選擇留在家鄉做生意,晉生則是往上海發展,他們的兒子到樂則是跟著父親在上海讀國際小學。沈濤走在路上,身旁經過而兒童像是西洋風格的樂隊,景況已經跟在1999年大伙兒準備民俗表演的景象不一樣了,2014可以明顯感受到社會已經往西方的文化發展。


2014年沈濤的父親往生,他的兒子到樂從上海飛到汾陽陪母親守喪,分隔兩地的母子也難得相聚,但沈濤發現到樂穿著西裝,圍著西式領巾,叫沈濤:「媽咪」,沈濤感受到孩子所接觸的環境,已經跟她所接觸的中國文化差太多了,懵懂的到樂在跟母親的相處的幾天回憶最後成為他對母親僅有的印象。


到了2025年,到樂和父親張晉生移民到澳洲生活,到樂只會講英語,變得不會講中文了也不記得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包括他的母親沈濤,他開始上中文課,Mia(張艾嘉)就是他們的中文老師,看到這裡心裡非常心酸,曾經在他們父母親的年代(1999.2014)都在講中文或是方言,可是到了2025連自己的語言都失去了,這讓我想到我們在上母語課的感覺,以前的時代自己的語言不用學就會,但是現在環境的變化,讓我們要回頭去學自己的母語。


上中文課,大家在討論自己的中文名字,張晉生之所以會給兒子取“到樂”這個名字是因為那個年代大家都想往外發展,張晉生想賺很多的dollars,所以給他的兒子取名叫張到樂,上課時有同學就對他說:給你取名子的人真沒遠見,美元貶值太厲害,應該叫你〝人民幣〞。從取名的期待再到貨幣價值的觀念看到人們追隨趨附的樣貌。



到了2025年我們可以看到的還有家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因為到樂只會英文,但是張晉升只會中文,父子倆變得沒有辦法溝通,只能互傳email再翻譯,因此兩個人相處得非常不融洽,張晉升開始有後悔的感覺,而到樂則是感到心理有一些空虛,對什麼事都沒興趣,但他還不知道心裡的那份空虛是什麼。



到樂遇到中文老師Mia(張艾嘉飾)之後,開始稍微喚起他對母親的印象,Mia放的歌或是戴墨鏡開車都是沈濤在2014年跟到樂一起時做過的事情,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熟悉感讓他對Mia產生感情,之後他跟Mia決定要回到中國一起尋找他的母親沈濤,只是在機場,到樂卻退縮了,因為他認為他已經離開他的母親太久了,他不知道該怎麼回去見她,那種不安又害怕的感覺,像是準備揭開的傷疤,不敢去觸碰,然而他們最後沒搭上飛機,走到海邊,到樂看著浪來浪去,心裡回想著母親,口中說出了:濤,濤,他最後想起來了。



電影最後一幕轉到在守在家鄉汾陽的沈濤,零星的白髮,包著她從1999年就會包的餃子,她散步到一個空曠的雪地,背後是荒涼的文峰塔,她微微踏步熱身子,之後播放1999年的音樂go west,僵硬的身軀,蒼涼的面貌,她開始跳著1999年她跳的舞步,2025年了,原來她一直是1999年的沈濤,山河依舊,故人依然在此。



我們都是時間的旅人,不停離開卻又不停懷念,我們改變我們習慣我們適應,心理的空虛感卻又揮散不去,知道我們失去了什麼,卻又找不到一個施力點去把那些失去的追回來,原來鄉愁已經是人們的天命,那時間是人們的天敵嗎?

記得mia對到樂說過一句話:「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被時間摧毀。」去尋找那個不會被摧毀的東西吧,保守它維持它,讓我們成為那個山河下的故人,用青春的舞步對抗衰老的命運。

2016年6月7日 星期二

侯孝賢與楊德昌

在修經典電影課以前,我還只是被好萊塢餵養的觀眾,對台灣的經典電影不是很熟悉,只知道侯孝賢導演會在每年金馬獎出現,感覺他只是電影界的老前輩,直到後來《刺客聶隱娘》問世,才對他刮目相看,原來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的作品可以這麼前衛充滿藝術感;而楊德昌導演我就真的不認識,只記得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說她看過最好的電影就是楊德昌的《一一》,除此之外就沒有聽過有人談論過他。我景仰大陸導演陳凱歌、賈樟柯可以把大陸的文化及社會變遷表現得如此震撼動人,那時候就在心裡想,在台灣這麼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應該也有這樣的故事,也應該要有這樣的電影,接觸台灣經典電影之後才知道,是的,台灣一直都有這樣厲害的導演,刻劃當時台灣的種種景象,甚至比大陸導演拍得更細膩豐富。

我認為要認識台灣以前的時代,就要看侯孝賢的電影,不管是《悲情城市》還是《戲夢人生》,他喜歡運用小人物的故事帶出整個時代背景,從人物的遭遇道出這個時代下無奈卻又堅強的精神,在1948年他們全家移民高雄鳳山,他開始了像《童年往事》裡純樸的生活,他歷經了父母的死別,也陪阿婆走過那條回大陸的路,他是南國的少年有著橫衝直撞的勇氣,有時也會到附近的城隍廟看看布袋戲、歌仔戲,在這樣單純的鄉土環境下他培養出豐富的情感,對親情、對青春、對文化、對家族的歷史,我們常常在他的電影裡可以聽到台語、廣東話,演員使用的也非常到味,尤其是飆出的髒話我非常喜歡,看到最後我發現髒話往往代表一種不服輸的氣魄,他除了追求畫面的寫實也追求語言上的寫實,演員的台詞內容不像刻意編排,好像真的有人會這樣講話一樣,他創造出一個自然的寫實畫面,讓我們可以沉浸在那個時代,思考這其中的故事,然而雖然寫實卻不會落入俗套,因為侯導的電影配樂都非常前衛新潮,像是《悲情城市》還有《南國,再見南國》的配樂都非常厲害且富有藝術感。讓我震驚的是《悲情城市》,它是在1989年發行的,而台灣宣布解嚴是在1987年,才隔兩年就拍出有關228事件的電影,我認為是非常勇敢不怕死的舉動,侯導也自述當時還沒拍《悲情城市》之前,雖然解嚴了卻沒有人敢談論228事件,直到電影發行,大眾開始有了勇氣重新審視這件事情,那個時代用寫實的題材是需要勇氣的,侯導提起敏感的神經並面對它表現它,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但說來也特別,儘管都是寫實的題材,卻很少感覺到他在批判諷刺當權者或時代變遷(賈樟柯),我反而感受到一種感性,這或許跟他運用長鏡頭有關,這讓我更專注在看他們如何生活(像是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一樣),比起壓迫,他或許更想表現人物的堅強與單純,透過侯孝賢的電影,我不只更認識他還更認識台灣人及我們生活的土地,台灣,這個國家。


別於侯孝賢導演,楊德昌導演著重在都市化的社會下,人們的價值觀及感情關係的轉變,楊導在上海出生在台北成長,我不知道這是否有關連,但是我發現兩個導演一個在高雄長大,一個在台北長大,文化背景的差異可能跟他們電影風格的不同有關,最明顯的是《悲情城市》以閩粵族群的背景出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以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的背景出發,或許這也透露了兩個導演成長環境的差異。雖然楊導也是以寫實的電影形式為主,但他的風格有一種理性、冷靜的感覺,讓觀眾真的成為生活的觀眾,用客觀的角度一起觀察那些我們習以為常卻從未想過的事情。楊導也很會利用角色的對白表現出深刻的哲學思想,像是《獨立時代》作家和他的老婆在書房爭執的對話或是《一一》的小朋友洋洋跟父親的對話及最後的對白還有《牯嶺街》最後小四與小明的對話,內容都非常深刻雋永,相對於侯孝賢的感性,楊德昌喜歡反映人性及社會的盲點,帶點諷刺的風格,像在《獨立時代》開頭一個迎合大眾的舞台劇導演說:「現在大家生活這麼開心,幹嘛澆大家冷水?」其實就是在諷刺那些娛樂性沒有意義的電影,另外楊導特別的地方在於他會運用聲音的畫面的配合,像是《一一》洋洋看前面的女班長,女班長的背景剛好是打雷的畫面;或是蕭淑慎在產檢,超音波胎兒的畫面搭配南峻公司日本人介紹電腦軟體的聲音,《牯嶺街》小四跟小明在靶場,小四隨著槍聲臥倒在地,這些巧妙的音像搭配,營造出一種劇場風格,很有創意及彈性,如果看完侯孝賢的電影會更了解台灣,那看完楊德昌的電影則會更了解人與人的相處方式。就像《童年往事》裡的阿孝是侯孝賢一樣,我認為《一一》裡的洋洋就是楊德昌,他告訴我們我們不知道的事情,讓我們看見我們看不到的東西,每次看完他的電影,就好像重新認識自己一樣,認清在這個社會結構下,我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雖然這兩位導演的風格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有一個致命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在訴說關於台灣人的故事,不管從歷史土地的觀點還是現代化社會的觀點,他們都在紀錄台灣的人如何在跳脫不了的命運裡亦步亦趨的生活著,別於以前觀看國外電影的經驗,我看完他們的電影,我感覺到我與這些電影強烈的關聯性。在許多政權轉移後,有些老人家仍然期望踏上回祖國的路,像侯導的阿婆一樣;在世界不承認台灣是國家的時候,台灣的年輕人都還是另一個《牯嶺街》的小四,存在在那種沒有安全感卻又想要證明自己的窘境,然而這些種種複雜的情緒在他們的電影裡被表現出來了,被重視了,我有一種被關懷到的感覺,他們的電影會使我們更有動力堅強起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好電影吧,從一個寫實的角度,訴說一個關於這個國家及社會的故事,讓觀眾有機會審視所處的環境,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把電影所傳達的精神像是一面鏡子帶到自己的生活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一部好電影應該是要這樣的影響一個人的精神層面,讓我們多一種看待世界的觀點,或許那份包容的心的這樣煉成了。我喜歡寫實電影,從你我都熟悉的人物、場景、故事看到我們日常忽略的情感,並提升我們生活的敏感度,學會在意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就跟侯孝賢導演及楊德昌導演關心我們這些小四及南國少年一樣,我們會因為一部好的寫實電影而關心、觀察、思考最後學會愛自己身處的環境。